易卦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卦爻符号、卦名、卦象和卦爻辞

　　易卦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卦爻符号、卦名、卦象和卦爻辞

　　古人曰：易者,象也。易卦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卦爻符号、卦名、卦象和卦爻辞。不知象，则不知易。易象的来源就是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象不仅是用卦爻符号拟喻实体物形,还包括理化属性、数据度量、事物趋势等类型和含义。易卦取象是有规则的，也应该是有规则的。只有遵循一定的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规则,取象才不至于混乱不确定而难以把握。汉代的象数派后来之所以受人垢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取象方面发生了混乱,甚至为了牵强附会地解释经文而任意所为。

　　古人流传下来的易象材料主要见诸《周易》之《说卦》，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材料依据。但是《说卦》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只是汇集了最早不超过春秋时代的易象范畴。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了公元前540年的一粧事情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的《易象》不可能是《周易》，而很可能是专门解说《周易》易象体系的工具书。因为在春秋时代，《周易》的名称已经流传，以区别于《连山易》和《归藏易》。《周易》也已经流传到诸侯国应用，韩宣子不可能没有见过《周易》，他不可能为在鲁国见到《周易》而惊叹。如果韩宣子看到的《易象》是《周易》,那么他就会直接称之为《周易》了，而不会称《易象》。另外,《周易》与《周礼》的关系，并没有太多互相引用的经文或信息，两者相通的是关于秩序和敬天理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需要通过阐述才可以实现互证互通的。无疑,在当世《易象》是很直接很有效的载体。

　　另一方面,韩宣子所见所称的《易象》也不太可能是《周易》“十翼”中的《象传》，尽管《象传》中阐述了大量易理，而且着力于把易理向修身养德、安身立命方面引用和阐发,在中心思想上力求与《周礼》保持精神境界的一致性。因为,鲁昭公二年是公元前540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韩宣子访鲁国时,孔子才11岁。而孔子是“晚而好易”，50多岁才深人研习《周易》。《象传》乃孔子或其弟子门人所作。在鲁昭公二年的时代,《象传》还没有成为懦家经典，即便是僑家学说的其他经典也还没有立于官学,无论如何也不会被韩宣子见到。

　　所以，韩宣子在鲁国见到的《易象》一定是专门解释《周易》核心思想的工具书,而且是西周官方之书,这套书是受西周王室官方管控的,禁止流向诸侯国和社会。魯国是周公的后裔,是西周最重要的同姓封国之一,完全有资格、有可能、有条件获得并流传《周易》及其工具书的官方文本。同样作为姬姓之国的晋国的官方为什么没有这套书？因为晋国不是周公的后代。周公地位无人可比，名分虽然低于周王，但实力和作用却高于周王。西周建国的很多思想主张都出自于周公。所以，西周初期最重要的典章制度、礼乐器物,在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都保存有一套副本。这一点在《左传•定公四年》中也有佐证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旅（qi)……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我们可以推断，{易象》是阐释《周易》的工具书，其中蕴含了很多西周王室治国理政的最高思想和核心秘密。所以，《易象》只存在于西周王室和鲁国太史馆藏，作为国家髙等级秘密资料不许外传。所以，韩宣子没有见过《易象》也很正常。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典章制度的管理比西周初期有所松动。所以，鲁昭公给了远道而来的韩宣子一个面子，允许他观览了《易象》，但还是没有让他抄一份带走。《鲁春秋》自然是鲁国的国史，韩宣子没有见过也很正常。《鲁春秋》的写作立场、褒贬思想和量裁标准，自然也是贯彻了周公的思想。所以，韩宣子看到《鲁春秋》和《易象》之后，才明白了周公之德和周所以王天下的道理！可惜的是，这部《易象》失传了，我们无法得见其貌。

　　孔子整理《春秋》、《诗》和研习《周易》的时候，已经到了晚年甚至最后的时光。这似乎与孔子这种大学问家的形象不相符，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完成这些著名的学术成果呢？不是孔子大器晚成,更不是孔子懒惰,而是他缺乏机会。《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典籍,在春秋时代的下层社会都还不是很容易见到和收集拥有的。《书》乃西周官方对“三代”官方文件的汇编。《礼》乃西周统御天下的核心规范。《乐》是西周官方规制各阶层娱乐或祭祀、宴饮等重要活动的仪轨。《春秋》是各诸侯国的国史。《周易》是西周官方决疑大事的重要手段。这五种典籍莫不是藏之于西周王室或诸侯国的最髙官方图书馆库,只有王室年轻人或诸侯之家才有机会接受这些教育，普通人没有机会见到。《诗》的内容驳杂,来源多样，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创作者,或许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有不同的结集文本流传。孔子看到《诗》的机会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看到完整《诗》文本荟萃的机会也不大。

　　公元前499年，到了孔子五十多岁的时候，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摄相国事。这时候孔子才有可能充分地接触到鲁国馆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为他研习这些典籍创造了机会。但是，此时的孔子公务繁忙,他投入学术研究的精力是有限的。后来,孔子受“三桓”排挤，被迫离开兽国而周游天下，这期间他接触了更多的社会，也接触了更多的不同版本的典籍资料。直到68岁时，孔子才回到鲁国。此后,孔子继续教育及整理典籍工作，也是他出成果的髙峰期。

　　所以，对于《周易》和《易象》的深入研习和大加阐释也是在孔子晚年。由于孔子“述而不作”的习惯,他对《周易》或“三易”及《易象》的体会和阐释散见于多处,如《论语》、《帛书•要篇》、《易传》等。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的阐释，虽然加入了儒家学派的主观成分，但为我们探究易象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研究易象的工具，除了《说卦》之外，还有东汉庚翻所编著的《逸象》。《逸象》比《说卦》要更丰富更完整，体例规则相对较为清晰。但是，由于东汉象数派走火入魔的毛病,虞翻所收集编著的这本《逸象》存在不少疑问，需要辨析使用,不可简单照搬。

　　研究易象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可供参考，以资互证。例如《左传》、《国语》中记录的一些筮例，还有汉代多家流派对于易象的使用。这其中会有一些线索，作为补证或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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