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入的性格

　　浙江入的性格

　　与沿海其他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浙江人的创新能力和吃苦精神是外地人都十分佩服的。不仅如此，浙江人还胆子大，敢闯敢干，只要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他们都敢去做，这种观念就是勇于创业。

　　在很多浙江人口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使一位北方的大学生很受启发，而对于浙江人来说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1983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学生让校门口一位18岁的浙江姑娘补鞋子。大学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中学毕业干这个，不怕人家看不起吗?”姑娘也以同样的口吻反唇相讥：“你穿双破鞋就被人瞧得起吗?”大学生又问：“你补鞋补到什么时候?”姑娘回答：“补到人打赤脚的时候。”大学生又问：“那你将来打算干什么?”姑娘一本正经地答道：“想开一家小店，自己当老板。”大学生感到不可思议：“好大的口气，你有资金吗?”姑娘似乎对这个书呆子有些不耐烦：“你没看见，我这不是正在攒钱吗?”

　　浙江人的个性在这个补鞋姑娘的身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总结浙江人的精神时，总是说他们“特别能创业”。这是一种务实的睿智，浙江人的聪明在于当某些人还在顾及自己的面子犹豫不决时，他们已从这些人的口袋里赚取了大把的钱。浙江人的性格糅合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爽，他们的品质最适宜经商。

　　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他们讲求实效，不尚空谈，踏实苦干，只做不说。面对指责，不屑于争论;面对成绩，也不愿炫耀。自强，是很多浙江人在艰苦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的精神写照;务实，则在不少大老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创业之初，他们可以擦皮鞋、卖快餐，做许多人不屑于做的小事。

　　浙江人的群体性格呈现出一个有趣而鲜明的对比：女子多以大刺刺的野性活泼见长，男子则以文绉绉的风雅内敛闻名，正应合了“阴阳互补”的天意。从美学的角度讲，女子多些豪爽之气，会更添几分妩媚，男士多些玲珑精致，则会变得更加俊美。这个特点在浙江人的群体性格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显出别样的文化张力。

　　不管你愿不愿意，浙江的女子总是显得更有名气、更能折腾些。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规矩”，而最不讲规矩的首推那位白蛇娘子。当年，她与那个青蛇妹妹在深山老林里隐忍千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身，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这两个小妮子，却无视什么“妖道仙规”，非要到人间转转，体验一下“感情生活”。正是她的所作所为，使从桃红柳绿里走出的越女，在妩媚婉约之外，又多了一份火辣辣的豪爽之气。

　　许多年以后，一个同样性格的女人曾经用头撞击雷峰塔，为白娘子叫屈，为自己鸣不平，她就是鉴湖女侠秋瑾。她是一个更不讲规矩的女子。不但不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而且以国事、天下事为己任，还跟着一大帮热血男子跑到日本留学。这还不算，她还着男装，佩短剑，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把酒阔论时事。后来，她加入同盟会，回国创办大通学堂，并秘密筹备起义，不料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虽然她最终与白娘子一样，被镇压了，但她并不后悔。当她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时，也许想起了计较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乙己，想起被孙子痛打的阿Q，想起假洋鬼子，想起那些兴奋围观“女革命党人”的麻木看客，她也肯定想到了那个要用鲜血来惊醒世人的谭嗣同。现在，她要做同样的事，怕是不怕的，恨也没用，愁的只是这些看客到底需要多少鲜血才能被惊醒。她只是坚信她的血是必须流的，于是她走得那么平静、从容。

　　白娘子为“小家”而反抗，秋瑾为“大家”而流血，在她们单薄的香肩上，自愿承担的却是“家、国”两副沉甸甸的重担。她们敢与男人比肩^礅与英雄竞争，却从不失女子纯真本色。她们不张扬，不邀功，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必须担负的使命，至于是非成败，则留给后人评说。白娘子如是，秋瑾如是，小凤仙也如是。

　　小凤仙在近代很有名气，源于她与蔡锷将军间的一段“知音”传奇。这位姑娘是钱塘人氏，因父亲被不义朋友拖累，倾家荡产，无奈做了妓女。然而，虽身在青楼，却洁身自好，极不守“规矩”。她对那些有钱有权的老爷们，常常是冷眼相待，率性而为，懒得求媚取宠。直至她碰到蔡锷，凭着天生慧眼，一下子便认定这是一个非常人物。一曲高山流水，一番慷慨陈词，使得将军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后相识相知相爱，自在情理之中。她美丽、痴情，而且大义、大气。她知道爱人外似欢娱，却是内怀郁结，他的志趣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磨在花天酒地。于是她忍辱负重，巧演“苦肉计”，妙施“障眼法”，先智救家眷回粤，后亲护将军离京，使英雄终于摆脱困顿，再度雄起。然而“天不助英雄”，将军过度操劳，不幸早逝。小凤仙悲伤欲绝，亲书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浙江文人是最纯粹、最有传统气质的文人，风雅、风流与飘逸，如谢灵运、王羲之、王献之等。也许正是这些曾在会稽游山玩水、植竹养鹅、谈诗论道的高士名流初步奠定了浙江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性格。这种潇洒，以写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妙诗句的林和靖最为有名。他的“梅妻鹤子”，把文士的风流诗化出“飘飘欲仙”的感觉来。

　　提起诗名，不能不提苏小小。她的名气之大，大得墓前要建“慕才亭”，以供往来不绝的名士才子凭吊。她的名气之重，重得千百年后，竟有同乡诗人以与她攀亲为荣。诗人袁枚就曾镌一小章：“钱塘苏小小是乡亲。”按道理，浙江历代不缺名士高人，若是攀亲，不难找出更有重量级的人物来。而这位诗人却执拗得可爱，独以她为荣，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众所周知，她只是一名妓女，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诗稿，但是历来文人却独独偏爱她，有关她的诗篇也是举不胜举。如“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或“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或“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等等。

　　当年的苏小小，很漂亮，很纯情。她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同心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把年轻人初次相会的情节描述得清新而又美妙。据说她还很慷慨，很大方，曾在西湖岸边偶遇一个落魂书生，即赠银百两，助他上京赶考。她也很超然，很潇脱，因为重病，二十岁出头就香消玉殒了，但据说她对死看得很淡，并庆幸在最灿烂的季节随风而逝，风骨里的超然飘逸构成她独立而唯美的人格，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之处。

　　江南文化的发达，无不与南宋迁都临安(杭州)有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必然刺激了当地文化的整合与发达。南人本就才思细密，敏感多情，再加上君王的个人偏好，一时间，纤巧冶艳的软语艳词以“流行文化”的态势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当文化的风向标已经彻底倒向婉约一边，诗曲艳丽，重视格律，也就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如乌程人张先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永康人陈亮的“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会稽人王沂孙的“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音律优美，格调清新，无不纤巧得可爱，艳丽得动人。

　　与越女的慷慨激昂、文士的风流俊逸相比，浙江男子在性情上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敏思、隐忍和练达。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远，行动起来更讲实效。如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在战斗，用牙用笔。先生骨子里也是激烈的，但他的表达却是坚韧而圆通的。先生不喜欢，也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他“逃”来“躲”去，不是害怕，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更长久地战斗下去。当年，先生的同乡秋瑾女士从容面对死亡，需要莫大的勇气，而面对惨淡的人生、黑暗的现实，孤独地与荒唐、愚昧、邪恶打斗较量，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与智慧。

　　众所周知，绍兴的师爷有名，俗有刀笔吏之称。所以当先生骂到别人痛处时，就有些人讽刺先生“极尖酸刻薄之能事”。诚然，先生的笔是尖锐了些，有时也过于敏感地骂了一些人，但他绝不是针对个人的，他骂的是国民的劣根性，在骂的人里头，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绍兴城还走出一位近代文化界里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实干家，他知道，中国文化界的事，争论固然是有益的，但他更愿意在自由、开放、民主的前提下，让大家有话好好说。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思想库建立了，一块自由的先锋文化阵地开辟了。当年的北京大学里，既有长袍马褂的遗老教授，也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长衫、辫子、洋装、手杖构成一道绝妙的人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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