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智慧：关于象辞之间的关系

　　易经智慧：关于象辞之间的关系

　　《易经》分为符号系统和卦、爻辞文字系统两大部分。符号系统是由阴爻与阳爻(“一”)，组成的六爻一卦的六十四卦象。它与卦名、卦爻辞之间有无逻辑的必然联系?历来有木同的说法。

　　传统的看法认为，卦象与卦名、卦爻辞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例如，《乾》卦初九爻辞说“潜龙，勿用”，意为龙处在潜伏阶段，还没用发挥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初九爻乃《乾》卦初画，又是阳爻(“一”)。“一”象征着阳物，以龙为喻;初画表示处于潜在的萌发状态。因此爻辞说“潜龙，勿用”。历代易学家，从春秋时代的筮者，到淸朝时期的学者，他们都在努力探求卦爻象与卦名、卦爻辞间的内在联系或者通过对卦象的各种阐释，或者通过对卦爻辞的注释，.把卦爻象与卦爻辞结合和统一起来，以此论证《周易》不仅是神圣的典籍，而且是具有堯整而奥妙无穷思想体系的圣人之书。即使是被人称作“扫象不谈”的王苈其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也承认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仍然主张以象来取义。历代每一家都想从文字、逻辑上把《周易》古经内容讲解通杨，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各种解易的流派，长期辩论不休•如果就解易学派而言，早在春秋时代的筮者，他们在解释占筮时，就已经大不相同，或只取卦象，或只取卦辞，或既取卦象又结合卦辞，或既取卦辞又结合卦象。这在《左传》、《国语》中有大a记载。选择和剖析一些古代占筮的记载，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知晓古人是如何探求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关系的。下面举两个事例说明：

　　据《国语•晋语四》记载：“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謹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这里是说，晋国公子重耳准备从避居之地秦国返回本国来夺取政权，•葷因便在黄河边迎接他并为他演箅了一卦，得《泰》g卦。莆因便依据《泰》卦的卦象进行解说，认为此卦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时，意谓天气在上升，地气在下降，天地之气正好相交，是万物亨通的安泰景象I接着又根据《泰》卦卦辞“亨，小往大来”，说明时来运转，从而推断重耳受排挤迫害的流亡时代已经过去，万事亨通，施展抱负的时代已经到来。董因在这里是将卦象与卦辞结合起来，作为判断吉凶祸福的依据。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敗，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敗必获晋君。其卦遇蛊g，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畋何待?’”这是说，秦穆公准备讨伐晋国之前，他让卜徒父占了一卦，得《蛊》卦。《蛊》卦卦辞是“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曰。”卜徒父据此断定秦国出师大吉。而事实上，秦国出师不利，“涉河，侯车敗”。为此，秦穆公责问卜徒父因由。卜徒父只好先用另一种《易经》版本上的卦辞“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来证实他所提出的“三敗必获晋君”的判断确有根据;并结合卦象，给以说明。《蛊》卦B从卦象看，是巽=下艮三上，巽为风，，艮为山，这象征风正在吹着山。从当时已经是秋天气候看，正是风起而山上树木的果实纷纷恥落下来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便于砍伐木材的好机会。这也正象征秦国征伐晋国，犹如风吹山树，落叶萧萧，虽在征途之中有曲折，但最终必定能打敗晋国。这是把卦辞同卦象结合起来，作为判断吉凶祸搞的根据。'

　　从上述古人对卦爻象与卦爻辞的分析看，他们是通过卦爻象所象征的物象，把卦爻象与卦爻辞联系起来分析和推测亊物的吉凶，这样就把所取物象看成是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而形成了卦爻象与卦爻辞是有必然联系的重要观点。如果我们考查《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就会更淸楚地看到这一方法的运用。《易传》中，讲象数，也讲义理，其目的就在于说明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内在关系。

　　近代许多学者则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看法，认为《易经》起源于卜筮之法，其卦爻辞原本是筮辞，某卦象系之于某种筮辞，是出于所占之事，而所占之事往往是多方面的，筮得同一卦象，是揉蕾的结果，如同后来抽签算命一样，出于偶然，因此，筮辞和卦象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指出那种认为所占之事与卦象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正是受了筮法的蒙骗。再就《易经》的结构来说，有些卦爻辞的编排与其卦象可能有某种联系，如《乾》卦等，但这种联系是出于编者的安排，且在《易经》全书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时，如果认为每一卦爻象与其卦爻辞之间都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f那么既无法解释有的爻辞重复的现象，又无法说明有些爻辞前后矛盾的问题。

　　因此，从总体上看，卦象和卦爻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个别地看，也有些卦爻象与卦爻辞有着某种关系。例如，统观《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比拟以物时，初爻辞大都取象于物之下;反之，上爻之辞大都取象于物之上>如《乾》初九、《坤》初六、《屐》初九、《泰》初九、《噬嘍》初九、《贲》初九、《剥》初六、《大过》初六、《坎》初六、《咸》初六、《遁》初六、《困》初

　　六、《井》初六、《既济》初九等爻辞中，分别提到“潜”、

　　“履”、“茅”、“趾”、“足”、“籍”(垫〉、“坎萏”<陷入重坑〉、

　　“拇”、“尾”、“臀”、“井泥”(井水泥浊)、“轮”等，就是取象于物之下者;而《乾》上九、《比》上六、《大有》上九、《噬嗑》上九、《大过》上六、《咸》上六、《晋》上九、《解》上六、《鼎》上九、《旅》上九等爻辞中，分别提到“充”、“首”、“天”、“耳”、“顶”(头顶)、“紳8(腮帮子)

　　“角”、“髙墉”(城墙>、“铉”(鼎的两耳)、“巢”等，就是取象于物之上者。在《周易》经文中出现这种情况，恐怕绝非偶然的巧合。又如《易经》还有些卦象，虽说是取一物为象，但随着其爻位的变化，取象的部位是随之而变化的0如《咸》卦象S，下艮EE上兑其义为伤，从初六、六二、九三、九

　　四、九五，上六爻辞都讲身体受了伤，随着爻位由初六到上六的变化，其身体所伤部位的取象依次由人体之下而上排列，即从“拇”(足大指\—“腓”(腿肚子)—“股”(大腿)—“滕”(背肉)—“辅颊舌”(腮与舌)，《乾》卦象下乾上乾，取象龙，从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随着爻位由下而上的变化，取象龙的位置也由“潜”->“见”4“跃“飞”4“亢”逐步上升。据此，我们认为《系辞》所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易经》作者当初编撰卦爻辞时，或许正是通过观象之后，或“拟诸其形容”而出辞，或“象其物宜”而吐语。但这只是《易经》编者的意图或某种尝试，实际上并未将此种意图贯通于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就乾卦爻辞说，九三爻取君子之象，未取龙象，即是一证。就咸卦九四爻辞说，未取人体之象，又为一证。正因为如此，关于象辞之间的关系，在易学史上展开了长期的辩论，形成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对立，也由此形成调和两派的观点，企图解释象辞相应之理。有的提出各种解易的体例，作为补充;有的互相责难，起了促进易学繁荣的作用。

　　另外，就《易经》体系结构来说，编者借助于占筮的特殊结构，对筮辞进行了加工整理和安排，使筮辞按照六十四卦卦象、三百八十四爻爻象的体系编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样，编者不仅一方面将一些在内容上有某些关联，甚至将毫不相干的筮辞按照卦爻辞由下而上的顺序编排在一起，以便使人们将卦爻象与卦爻辞联系起来思考I另一方面，由于编排形式上的系统性带有宗教巫术性质，编者试图通过卦爻象和筮辞的某种组合，来预测鬼神所昭示的吉凶耦搞，因此，就《易经》全书的逻辑结构来说，并未成为一严密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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